二十多年前，我讀到《石灰吟》這首詩，“千錘萬鑿出深山，烈火焚燒若等閑。粉身碎骨渾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這首詩托物言志，好記好懂，我也記住了該詩的作者，明朝人于謙，當時對于謙的了解僅限于此。

前些年，我的興趣轉向了明史，對于謙其人有進一步了解和理解。清朝官方修撰的《明史》為于謙立傳（《列傳》五十八），五千二百余字，近五千字寫于謙為明王朝作出的政績與功勛，百余字寫于謙個人的清廉。

于謙是錢塘人（今浙江杭州市），明成祖永樂十九年的進士。從政生涯起于明宣宗時代，當過御史，讓江西數百名被冤囚犯重獲自由身。巡撫河南、山西期間，輕車簡從，訪貧問苦，督促河南地方官員加固修繕黃河堤壩。

如果沒有組織指揮打贏北京保衛戰，僅憑以上所述政績，于謙只能說是優秀官員，不能稱為社稷之臣。

明王朝從建立起，北方邊境一直不太平。明英宗正統十四年，蒙古高原瓦剌部落首領帶也先帶領騎兵大舉入侵，明英宗朱祁鎮在太監王振的忽悠下，頭腦發熱，不顧于謙等大臣的苦苦相勸，率軍出征。公子哥朱祁鎮根本不是打仗的料，所帶領的數十萬大軍在土木堡（今河北省懷來縣境內）全軍覆滅，自己也被俘，史稱“土木堡之變”。

皇帝當了蒙古人的俘虜，京師極為震動，朱祁鎮的弟弟朱祁鈺監國，臨時代理國政。有大臣提議“南遷”，也就是逃跑。時任兵部尚書（相當于今天的國防部長）于謙厲聲呵斥說，講這話的人該斬首。于謙認為“京師天下根本，一動則大事去矣。”朱祁鈺聽從了于謙的意見，下決心守衛京師。根據于謙的提議，調集各地軍隊緊急赴京增援。于謙將援軍部署到京師九大城門外，親自督戰。也先攻打德勝門、西直門，都打了敗仗，只得悻悻而回，明王朝躲過一劫。

針對也先拿英宗做籌碼，不斷敲詐威逼朝廷這一情況，于謙等向皇太后提議，從國家利益考慮，讓朱祁鈺即皇帝位。明朝有了新皇帝，原來的皇帝朱祁鎮不再有價值，在被俘一年后，朱祁鎮被釋放，回到了朝廷。

但世事難料，七年以后，石亨、曹吉祥等將領趁朱祁鈺病危之機，迎立已被軟禁多年的明英宗重登皇帝位，史稱“奪門之變”。英宗復辟當天，于謙等被關入監獄，后因石亨等誣陷其謀反被殘忍殺害，家人被流放。于謙最后的遭遇正應了他詩中的“粉身碎骨”的宿命，可謂一語成讖。

有關于謙的清廉，《明史》提到了四件事，第一件是宦官王振紅得發紫，朝中大臣爭相行賄巴結之時，于謙則是“空橐以入”，什么都不送，讓王振等失望。于謙因此入獄，三個月后才被釋放。

第二件是北京保衛戰勝利后，石亨舉薦于謙的兒子做官，被于謙嚴詞拒絕。于謙認為，石亨作為大將，沒有舉薦民間及軍隊中的有用之才，只是舉薦他的兒子，如何能服眾。于謙因此事被石亨忌恨，為之后的殺身之禍埋下了伏筆。

第三件是于謙生活簡樸，死后被抄家，《明史》用了“家無余資”四個字，家里最貴重的東西是皇帝所賜的蟒衣、劍器。

第四件是于謙被殺害后，石亨的黨羽陳汝言接替于謙為兵部尚書，不到一年敗露，“贓累巨萬”，贓款數以萬計。英宗很傷感，責問石亨，于謙死時家里沒什么財產，你為什么要說于謙家有很多財產。石亨低頭不能應答。

《明史》記載以上四件事，每件事只用了幾個字或二三十個字，并不妨礙讀者感受到于謙的清廉品質。

清廉只是于謙的品質之一，但不是最有價值的。于謙具有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的家國情懷，公而忘私已成為自覺行為。他自帶光環，滿滿的正能量，讓想向他行賄者知難而退，這正好能解釋他的傳記中沒有拒收賄賂的記載。即便偶有想舉薦他兒子做官借機向他示好的石亨之流也只能自取其辱。

于謙最有價值的品質是治國平天下，由此不難理解傳記有關他的功勛的記載不惜筆墨。如果不是于謙敢于擔當，臨危不懼，高效組織指揮北京保衛戰，而如某些大臣畏敵如虎，鴕鳥心態，是否守衛京師，能否守得住都是大大的問號，明王朝的歷史乃至整個中國古代史將可能被改寫。

讀了于謙傳，我想，作為黨員干部，公職人員，如石灰一樣的潔白是應有的基本品質。清廉之外，更需要像于謙那樣有擔當、善作為、知難而進。要像石灰那樣，燒煉過程經得起千錘萬鑿，禁得起考驗檢驗，以突出的業績回報組織和人民。如果只圖清廉之名，抱躺平心態，避事避難，遇到問題繞道走，這樣清廉是大打折扣的“清廉”，是“偽清廉”，只有廉勤兼優，才無愧于自身的職責與使命。（淮上區紀委監委 周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