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拯是中國家喻戶曉的古代清官典范，榮登“古代十大清官”排行榜。他于宋真宗咸平二年（999年）出生于廬州合肥，天圣（1023—1031年）進士，仁宗時任監察御史，后任天章閣待制、龍圖閣直學士，官至樞密副使。他為官公正嚴明，秉公執法，不畏權貴。

宋代達官貴人素有蓄養歌伎之風，而包拯閑暇時只與夫人對談，而無聲色狗馬之類的娛樂。他對貪官污吏十分憎惡，曾在《乞不用贓吏》疏中說：“廉者，民之表也；貪者，民之賊也……欲乞今后應臣僚犯贓抵罪，不從輕貸，并依條施行；縱遇大赦，更不錄用，或所犯若輕者，只得授副使、上佐。”他多次向朝廷建言獻策，主張明聽納、辨朋黨、惜人才、去刻薄、正刑明禁、裁抑內侍、減節冗費，以整頓上下，增強實力。

“打鐵必須自身硬。”包拯一生視貪如賊，自己更是廉潔自律，兩袖清風。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包拯到端州走馬上任。端州有一種全國著名的特產——端硯。端硯作為“文房四寶”之最，從唐代起就負有盛名，成為供朝廷享用的貢品。到宋代，文人墨客更是將端硯視為珍寶。包拯在端州任職三年，離任入朝時，竟連一塊端硯也未帶走。史料記載，包拯尤其愛好書法，南宋人劉克莊稱包拯“筆法端勁，翰墨間風流蘊藉”。這樣一個書法愛好者自然會希望有一塊好的硯臺，其自律廉潔程度可見一斑！正如明人于謙所說：“清風兩袖朝天去，免得閭閻話短長。”此后，“為官如清水，不持一硯歸”傳為佳話。

他不但自身廉潔，還勸誡子孫要清廉自守、不得犯贓：“后世子孫仕宦有犯贓濫者，不得放歸本家；亡歿之后，不得葬于大塋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孫。仰工刊石，豎于堂屋東壁，以詔后世。”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包氏家訓，充分體現了包拯不謀一家一族之利的高尚情操，也是他一生的行動準則。這個家訓對子孫后代做人為官作了嚴厲的規定，要求他們為官不貪贓枉法，為人不作奸犯科。在我國古代，生以逐出家族、死以其名不入家譜、不入葬祖墳，是對不肖子孫最嚴厲的懲罰。包拯以此作為制止子孫貪贓枉法的家規，其約束力之大可想而知。

包拯任開封知府時，大力整頓吏風，改革訴訟制度。按之前慣例，凡告狀者都要先將狀紙交給“門牌司”,再由“門牌司”的官吏轉呈長官。是否審理、何時審理，聽憑這些官吏定奪。府吏往往憑借這個自由裁量權巧取豪奪、以權謀私，以致造成“有理無錢別進來”的情況，讓很多窮困的遞狀者告狀無門。包拯發現此弊，索性取消“門牌司”環節，準許告狀者直接到公堂投遞訴狀；既方便民眾訴訟，又杜絕官吏“敲竹杠”。這看似是一件小事，但是從百姓申冤和審理案件上講，在我國法律史上都具有很大的進步意義。不畏強權，敢于頂風查辦，在宋代不是容易的事。宋代各方關系錯綜復雜，官僚、貴族、豪紳、惡霸們早已被一根既得利益即特權的繩索捆綁在一起。要沖破這個保護地主貴族利益的大網，簡直可以說是“難于上青天”。但是，包拯做到了，他迎難而上、以身犯險，以不怕身敗名裂的勇氣，使得“貴戚宦官為之斂手，聞者皆憚之”。

包拯擔任監察御史、知諫院諫官時，時任轉運使的王逵，巧立名目盤剝魚肉百姓。激起民變后，又派兵捕捉，濫用酷刑，慘遭其殺害者甚多，以致民怨沸騰。但王逵與宰相陳執中、賈昌朝來往密切，又備受仁宗青睞，行事張狂、有恃無恐。為此，包拯立朝剛毅、峭直敢言，連續七次上章彈劾，最后一次更是直接指責仁宗說：“今乃不恤人言，固用酷吏，于一王逵則幸矣，如一路不幸何！”其言辭之激烈震驚朝野，輿論洶洶，以至王逵最終被朝廷罷免。

包拯去世時，全城哀悼，“京師吏民，莫不感傷；嘆息之聲，聞于衢路”。現藏河南開封博物館的北宋《開封府題名記》碑，上刻183位開封知府的姓名和上任年月，而包拯的名字卻已模糊，據說這是因為人們在觀賞碑記的時候，由于敬仰包拯而經常用手撫摸其名，經年累月，字跡就磨滅了。然而，這個視貪為賊、與贓為敵的清官名字早已鐫刻在華夏兒女心中，永遠不會磨滅。（固鎮縣紀委監委  周楠楠）